读《狗日的粮食》：生存困境下的人性挣扎

作为一个中年读者，在这个物质相对丰裕的时代重读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内心的震撼丝毫不亚于二十年前初读时。小说中那个被200斤谷子换来的“瘿袋”曹杏花，用她沾满泥土的双手和粗鄙的咒骂，撕开了人类最原始的生存图景。在这个“粮食”被赋予多重隐喻的时代，她的故事依然如同一面哈哈镜，照出我们灵魂深处的扭曲与挣扎。

曹杏花的“丑陋”是刻在骨血里的。她脖子上的甲状腺肿像颗畸形的果实，被六个男人转手倒卖，在野地里与杨天宽草草交合，像牲口一样生下六个以粮食命名的孩子。她的生存智慧带着令人作呕的狡黠：接骡粪淘玉米粒、偷生产队的麦穗、与邻居对骂三天三夜不重样。这些行为在文明社会的道德坐标系里，无疑是卑劣到极致的。

但当我们把视角放回那个“人见了树皮都眼红”的年代，就会发现这种丑陋是生存本能的畸形绽放。在囫囵坨的草棚里，她像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白天种地，晚上生孩子，用透支生命的方式对抗饥饿。她的骂街是弱者的武器，用粗俗的语言为家人筑起防御的壁垒；她的偷窃是绝望的呐喊，用道德的沦丧换取儿女的口粮。这种“卑劣”，实则是被饥饿逼到墙角的困兽之斗。

小说中最具冲击力的场景，莫过于曹杏花从骡子屁股下接热粪的段落。当她蹲在河边细筛骡粪，当全家人捧着掺着杏叶的玉米粒粥“吃得惬意”，粮食已经从维系生命的必需品异化为吞噬人性的怪物。这种异化在现代社会以更隐蔽的方式延续着：有人为了学区房假离婚，有人为了升职给领导当牛做马，有人为了流量在直播里装疯卖傻。粮食变成了房子、权力、金钱，不变的是对人性底线的践踏。

曹杏花的死亡极具象征意义。她不是死于饥饿，而是死于丢失购粮证的恐惧。当粮食从具体的谷物变成抽象的符号，当生存的希望寄托在一张纸片上，人的主体性彻底崩塌。这让我想起今年银川婚恋市场的黑色产业链，那些用虚假身份行骗的人，何尝不是把感情异化为攫取物质的工具？当“狗日的粮食”变成“狗日的房子”“狗日的车子”，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曹杏花。

作为一个宁夏人，我对小说中的生存困境有着特殊的共鸣。移民村曾是贫困的代名词，那些背着背篓讨生活的场景，与曹杏花在洪水峪的挣扎并无本质区别。但如今，银川的GDP突破3500多亿元，城乡居民收入超过4.5万元，可贫富差距依然存在，2025年数据显示，银川仍有2.6万户低保家庭，农村低保对象占农业人口的5.1%。

这种反差在银川的城市肌理中尤为明显：一边是阅海湾商务区的摩天大楼，一边是老城区狭窄巷子里的低保户；一边是贺兰山脚下富豪们的酒庄，一边是移民村村民为几百元补贴争吵。当曹杏花的后代们不再为粮食发愁，却在物质主义的漩涡中迷失，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狗日的粮食”？

曹杏花的悲剧提醒我们：物质的丰盈并不必然带来精神的升华。2025年的邯郸三姐妹血案，因耕地纠纷引发的家族仇杀，与小说中为粮食大打出手的场景如出一辙；宁夏某官员的受贿案，用权力换取物质享受，与曹杏花用尊严换取粮食并无二致。这些案例都在警示：当物质成为唯一的信仰，人性就会变成欲望的奴隶。

在这个“内卷”与“躺平”并存的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物质与尊严的关系。银川市政府2025年民生实事中提到的保障性住房、农村清洁取暖工程，这些举措不仅是对物质需求的满足，更是对人性尊严的守护。正如刘恒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所写：“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饭了”，但当我们能体面地吃饭时，更要记得吃饭之外还有诗和远方。

合上小说，窗外的银川正沐浴在夕阳中。远处的贺兰山巍峨依旧，近处的艾依河波光粼粼。曹杏花的故事早已成为历史，但她留下的人性课题依然横亘在我们面前。或许，真正的救赎不在于消灭饥饿，而在于学会在物质的洪流中坚守人性的微光。当我们不再把粮食（或房子、车子、票子）当作唯一的神明，当我们学会用尊严而非卑劣的手段换取生存，曹杏花们的悲剧才不会在这个时代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