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月葬花魂

看了题目，也许有读者会怀疑：别是搞错了吧，哪儿来的“冷月葬花魂”？我们只知道“冷月葬诗魂”。那是《红楼梦》里“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中林黛玉的警句。当时湘云出一句“寒塘渡鹤影”，黛玉又叫好，又跺脚，几乎为之“搁笔”，幸好想出这一句来，才将对方压倒。怎么“葬诗魂”现在变成“葬花魂”了呢？

说也难怪，长期以来，流行的各种排印本《红楼梦》，采用的都是比较后出的程（伟元）高（鹗）系统的本子。程本上这一句就是作“冷月葬诗魂”的，大家对它都已熟知，加之，意境也不错，比之于唐代诗僧可止（860～934）哭贾岛的诗“冢栏寒月色，人哭苦吟魂”，或者周密的“恼乱诗魂”来，也似乎更新奇一些，于是不再觉得有什么问题，反而以为“冷月葬花魂”未必更佳，倒怀疑它真是出于曹雪芹的手笔。然而，事实终究是事实，曹雪芹原著文字恰恰不是“葬诗魂”，而是“葬花魂”。至于一字之差，诗句会有高下之分的问题，那是不应该脱离开人物的命运特点和情节的前后照应，而孤立地只就诗句本身来衡量的。

何以见得“葬花魂”是曹雪芹原著的文字呢？

一、几个早期抄本的异同情况，不仅说明了曹雪芹原著文字是“葬花魂”，而且也留下了从“葬花魂”到“葬诗魂”是如何改变过来的痕迹。现存尚留有这一回（第七十六回）书的脂评系统本子有庚辰本、王府本，有正本、戚宁本、梦稿本和梦觉本六种。其中府、正、宁、稿四种本子均作“葬花魂”，觉本作“葬诗魂”；庚辰本与诸本都不同作“葬死魂”，另笔点去“死”字，旁加“诗”字。从各抄本之间的联系来看，庚辰本的祖本（现存的是过录本）也应是“葬花魂”。因为从大量内证表明，府、正、宁三本的共同祖本是根据庚辰本传抄整理而成的。现在，这三个本子无一例外都作“葬花魂”，可见庚辰本原文也必然是“葬花魂”。“死”只不过是“花”的形讹。行书“花”字与“死”字很像，而前面又是“葬”字，更易混淆，抄书人不察诗意而看错，这是十分自然的。“葬死魂”当然不通，抄本的某一位收藏者在未校核其他本子的情况下，揣测其为音近致误，便提笔改成了“诗”字。梦觉本比较晚出，从种种迹象看，这个本子的底本也是庚辰本，但对庚辰本作过较大的删改，它选取了“葬诗魂”。后来的程本，又是根据觉本整理的，所以沿袭了这一改笔。由于程本是排字印本，流传远比抄本为广，故“葬诗魂”遂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了。

二、从对句看，也是“花魂”比“诗魂”更合当时的具体环境。联句，这种作诗的方法，常常是诗人们较量才华的一种方式，所谓“试试咱们谁强谁弱”。因此，用“花魂”对“鹤影”的工对，要比用“诗魂”对“鹤影”的宽对更符合情理。诗，当然未必是工对比宽对好，古今诗史上有不少名作名句，都不是工对的。林黛玉论诗，也主张“不以词害意”，“有好句子，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不过，这里情况有些特殊，排律与八句的律诗写法稍有差别，它的对仗要求更加规矩、工严，而五言尤甚。何况，又是彼此较量“谁强谁弱”的联句。这首诗其余各联对仗，皆属工对或较工的，惟独这关键的一句，却对不出工对来，这又岂是一向不甘人后的林黛玉之所愿为。再说，诗句争胜，也还得看是否切题。秋季群芳过尽，惟有冷月皎洁，故曰“冷月葬花魂”；此正“中秋夜即景”，与湘云所出句恰好铢两悉称。若说“葬诗魂”，便关人事而非写景了。大观园又不是幽圹墓地，林黛玉又何至于硬拉扯李长吉“秋坟鬼唱鲍家诗”之类意思，去配湘云那句写眼前实景的诗呢。所以，就像第二十六回末了对句中用“花魂默默”与“鸟梦痴痴”相对一样，这里，用以对“鹤影”的也应该是“花魂”。

三、《红楼梦》本身，也提供若干“葬花魂”的内证。“花魂”一词，在小说中曾多次出现。除了上述为烘染林黛玉的伤感，有“花魂默默无情绪”一联对句外，在林黛玉全部哀音中最有代表性的《葬花吟》里也说：“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大家知道，《葬花吟》中所写的种种，是林黛玉悲剧命运的艺术象征。“葬花”、“花魂”等等都有比拟红颜薄命的意思，黛玉最终就是在“风刀霜剑严相逼”下，红消香断、花落人亡的。所以，与曹雪芹同时，彼此还可能相识的富察明义，在他的《题红楼梦》绝句中就说：“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知。”其实，不但《葬花吟》是谶语，“冷月葬花魂”也同样是黛玉夭亡的诗谶。这正如“寒塘渡鹤影”的凄清孤独的意境，暗示着史湘云未来的不幸一样。（湘云《咏白海棠》诗“自是霜娥偏爱冷”，脂评就点出，“不脱自己将来形景”。）在暗示人物未来命运的关键之处，用词前后有所照应，这也是作者为了让读者加深印象而常常使用的一种艺术手法。

四、从《红楼梦》继承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来看，也证明“葬花魂”是原文。明代有名的才女叶小鸾，她十七岁就不幸夭亡。其父叶绍袁（天寥）在他所著的《续窈闻记》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叶小鸾死后，某大师召来她的灵魂，女魂表示愿从师受戒。大师说，受戒之先，必须审戒，便审问她生前种种罪过。她都一一以诗句相答，语极绮丽。比如，师问：“曾犯杀否？”女答：“犯。”师问：“如何？”她说：“曾呼小玉除花虱，也遣轻纨坏蝶衣。”师问：“曾犯婬否？”女答：“犯。——晓镜偷窥眉曲曲，春裙新绣鸟双双。”师问：“曾恶口否？”女答：“犯。——生怕帘开讥燕子，为怜花谢骂东风。”如此等等，共问答了十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曾犯痴否？”女答：“犯。——勉弃珠环收汉玉，戏捐粉盒葬花魂。”师大为赞叹说：“实在你只有一种罪，就是会做绮丽的诗。”在这里，天真无邪、才华横溢，而又不幸早夭的叶小鸾，不是与大观园里才冠群芳的林黛玉颇有相似之处吗？特别是以“葬花魂”为“痴”，不是更使人联想到《红楼梦》中有关葬花情节的描写吗？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是曾经看过叶天寥的《续窈闻记》的。在《芙蓉女儿诔》中，有“寒簧击之句，有些做注解的同志不知“寒簧”为何物，甚至以为也是指一种乐器；后来有人在清人作品（如洪《长生殿》等）中找到了她，才知道她原来是月宫仙子。其实，寒簧之名，更早地就见于《续窈闻记》，而叶小鸾夭亡后，便充当了这个角色，犹晴雯之作白帝宫中抚司秋艳芙蓉女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这一联曹雪芹原著文字应该是：“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红楼梦》由于成书过程的复杂，目前流行的本子中，这样似是而非的地方还不少。因此，我们觉得对这部伟大的古典小说，重新作一番认真的校订工作，整理出一部更加完善、更加接近原著面目的新版本来，实在是很有必要的。

附：

此文与林冠夫先生合作。

读《红楼梦》续书有感

生死相怜始是痴，风波平地竟谁知！

休将贾母比焦母，说到绛珠泪尽时。

《红楼梦》后四十回写黛玉误会宝玉薄幸负心，遂怀恨而殁。绛珠还泪，本为报神瑛甘露之惠，今以怨报德，如何证得前缘？又续书以焦仲卿阿母形象写史太君，冷面寡恩，竟至翻脸绝情，弃病危之外孙女于不顾，此岂雪芹本意哉！

是“年未五旬”，不是“年近五旬”

读《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2期所载章诚望同志《试谈曹雪芹的生年》一文，甚有兴趣。文中引录直接提到曹雪芹终年岁数的材料两条。其中敦诚《挽曹雪芹》诗句“四十年华付杳冥”，章文说，“当是文艺的真实，非科学的真实”，不能认为雪芹死时，“是真的整四十岁”，这一点与不少人看法一致，只是以四十多几岁为宜，众说不一。章文论断曹雪芹逝世时“虚岁为四十九”，并以为这一结论与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诗题下的原注“完全相合”。

如果真的能够“完全相合”，当然很好。但令人遗憾的是章文在引录这条原注时，恰恰弄错了一个十分关键的字，引文曰：“其人秉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近五旬而卒。”可是，实际上“年近五旬”在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中是作“年未五旬”的。这是惟一的出处，此外，并没有别的版本可据。我乍见引文时，以为是章同志一时笔误；再看下去，才发现“年近五旬”的话，在全文中共用了五次，而且还有“上推近五十年，我们可确知他应生于1720年的前几年”等语，可知是章同志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已经把原注文字搞错了。

“年近五旬”，当然只能是四十八九岁，是相当确定的提法；“年未五旬”，则要笼统含混得多，可以上下的幅度也较大，两者并不完全一样。张宜泉说“年未五旬”，也许是因为他对曹雪芹的年龄也并不知道得那么确切，只知他四十几岁就死了，还不到“人生百年”之半。有人从敦诚、张宜泉两人谁与曹雪芹关系更密切，去考虑他们所说的话谁更接近事实。我想，如果曹雪芹年纪与他们相仿，关系更密切的人是会了解得清楚些的。然而，张宜泉约比曹雪芹大十多岁，而曹雪芹又比敦诚大十多岁，他们的交谊，又主要在曹雪芹生活的后期。这样的差距，彼此年龄，在平时就都有可能知道得不太确切。能够确知死者年龄的一个机会是参加他的殡葬仪式。从敦诚挽诗中“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等语来看，他应该是参加了的；而张宜泉伤悼雪芹的诗写于其再访亡友居处之后，似乎并没有参加殡葬。正因为张宜泉原注含混，敦诚诗语又未必实指整数，所以研究者只好再结合其他可能来推定曹雪芹的年龄。或倾向于大，或倾向于小，或在“四十”与“五旬”之间取其平均数，而定为四十五岁左右。倘若张宜泉原注如章文所引，很确定地作“年近五旬”，那么，只要他不是信口胡说，曹雪芹的终年大致岁数已可肯定，即便还有分歧，抑或不至于如此之大。

当然，“年近五旬”在章文中只作为假定的依据。用以证明假定的理由和方法（如参用小说中人物的年龄和出生季节来佐证雪芹为曹之妻马氏的遗腹子等），究竟如何，这是又当别论的问题。不过，文章中作为立论最初依据的主要资料，在分析和引用时，实在是不应该疏忽如此的，为免读者又据以讹传，故赘述如上。

曹雪芹到过杭州吗？

《文化娱乐》编者按：《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与杭州究竟有否缘分？江慰庐的《香菱和杭州名妹小青》与莫高的《曹雪芹和杭州》两文提出了这个问题。本刊以前也收到过类似这样的稿件。为了提高读者阅读和研究《红楼梦》的兴趣，我们请杭州大学教授、《红楼梦》学者蔡义江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广大读者看后，可能会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曹雪芹有没有到过杭州？我是杭州出生的，逝去的岁月有一半以上在杭州度过，因此，从我主观愿望说，是希望曹雪芹到过杭州的。江慰庐和莫高两位同志谈这个问题的文章，我已拜读。《文化娱乐》编辑部要我也就此题写点什么，我乐于遵命。只是我要说的是与自己愿望相反的意见，我以为曹雪芹并未到过杭州。虽然，《红楼梦》与浙江颇有缘分。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到过杭州的。康熙三十一年（1692），三十五岁的曹寅从苏州兼江宁织造任上，南来“游越五日”，在短暂的游览期间，他曾“倚舟脱稿”，写了一本《北红拂记》曲，回家后交给伶人演唱（事见尤侗《艮斋倦稿》卷九《题北红拂记》）。那还是雪芹出生前三十年左右的事。除此以外，再也不见曹家人到杭州的记载了。

现在大家都说，曾任杭州织造的孙文成是曹家的亲戚。其实，这是尚待证实的问题。当过康熙皇帝保母的曹寅生母是姓孙。康熙四十五年（1706）孙文成初任杭州织造时，康熙曾传谕：“三处织造，视同一体，须要和气……”曹寅奏称“孙文成系臣在库上时曾经保举，实知其人”云云，据此猜测孙文成即曹寅的外家老亲是可以的，但要当成事实，毕竟还需要更确切的佐证。所以，周汝昌先生只说：“疑此孙文成或亦曹之亲戚也。”同时，除曹寅奏折中那些话外，我们还没有发现曹家祖孙三代与孙文成家有过什么私人间的交往。

曹、孙文成在雍正五年（1727）就被劾罢职，其时雪芹尚幼（据周汝昌先生算法，仅四岁；算得大些，也未成年）。而前此数年中曹、孙二织造已屡受雍正训斥，不是追查账目，就是罚赔年俸，各自都岌岌可危。就算真是亲戚，怕也没有走亲戚的心思了，更不用说带一个几岁的孩子，经几天舟行路程了（八旗贵族家教甚严，孩子不让随便出门）。移家北京之后，更没有机会到杭州了。前些时，有雪芹重到江南被两江总督尹继善罗致幕府之说，现已查明此说出于今人伪造的曹雪芹画像的题词，是不足为凭的。

赵冈先生说：“雪芹幼时一定常去杭州。”不但“一定”，而且“常去”！主要理由是杭州织造府分东西两府，与小说所写贾府格局一致，而江宁织造府是不分的。这是赵先生只认定织造府是贾府大观园原型的想头。其实，相似的格局还可以举出被称为“京华大观园”的北京恭王府来：“《红楼梦》中称宁国府为东府，荣国府为西府，说两府对门中隔一个夹道。敦郡王府和恭王府花园正是这样情况。两府的东西墙相对，中间隔一条巷子……”（刘蕙孙《名园忆旧》）恭王府一带，曹雪芹倒一定是常去的（当然，我的意思也并非指实它就是贾府的原型）。

《红楼梦》中写苏州的很多，连虎丘的泥人儿也写到了，写杭州的却没有。小说多处谈到品茶，提到枫露茶、六安茶、老君眉，甚至还有暹罗贡茶，惟独没有久已驰名中外的龙井茶。我想，雪芹若是游过西湖，那么在“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的水面上，说不定会添出一个小瀛洲来的。小说在讲到女色时是用过“苏杭”二字的，但那是因为越地多丽姝的缘故：第一名就是西施；后代诗文中写到的更多，如李白有《越女词》组诗赞美吴越儿女的艳色；杜甫极少写妇女，但也有“越女天下白”之句；可见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说法了，与小说中提到“若耶之溪”、“天台之路”一样，不必到过浙江的人才能说。

香菱形象是否根据钱塘女子冯小青故事改写，这可以研究（但曹雪芹明言书中几个女子都是自己“半世亲睹亲闻的”）。如果是的，只是受明人作品影响的问题，也非到杭实地调查所得。附带说说，《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写黛玉倒真与《小青传》有瓜葛：小青有焚稿事，黛玉亦有；小青《焚馀草》诗云：“新妆欲与画图争，知在昭陽第几名；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这后两句被《红楼梦》续作者摭拾，作为黛玉病中照镜，顾影自怜的感叹语（第八十九回）。小说情节与杭州拉得上关系的还有开卷写绛珠草生于“三生石畔”。这是用唐李源与圆观（其后身是一个唱着“三生石上旧精魂”山歌的牧童）在杭州天竺寺外相见的故事。此外，还有元春点一出《长生殿》戏《乞巧》，以及宝琴咏《马嵬怀古》诗等，因为《长生殿》的作者洪是杭州人。小说之外，雪芹传世残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倒不是读了清人《西湖佳话》才那样写的。唐代孟《本事诗》早记有其事：“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后来苏东坡仰慕白居易为人，也写诗说：“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这又被宋代的《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等书所引述，因而蛮、素之名便广为人们所知。总之，我以为这些都不是雪芹到过杭州的迹象。

曹雪芹逝世后，《红楼梦》与浙江的关系倒密切起来了。首先是戚蓼生收藏并序《石头记》，戚蓼生序本后来经有正书局石印，成了八十回脂评《石头记》最早的流通本，称“戚本”、“戚序本”或“有正本”。鲁迅论著中引《红》文字均据此本；俞平伯校《红楼梦》也以此为底本，影响甚大。这位戚蓼生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雪芹死后五六年）进士，他与当代红学界老前辈俞平伯先生是同乡，都是浙江德清人。其次是舒元炜在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序抄本《红楼梦》，他说：所得八十回书对全书来说，“业已有二于三分”；又说“核全函于斯部，数尚缺夫秦关”（借唐人诗句“秦塞重关一百二”，说全函为一百二十回，现其数尚缺）。舒说全书是一百二十回，比程伟元、高鹗初次整理付刻一百二十回本的时间还早两三年，这很有研究价值。舒元炜是杭州人。此外，清代文人陈其泰（号桐花凤阁主人）手批评本《红楼梦》现藏杭州，陈与当代红学家吴世昌先生是同乡，都是浙江海宁人。又浙江图书馆藏有清代徐传经等人加评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这是一部五色绚烂的集评圈点本。徐传经亦浙江德清人。七十年代，已故王焕镳师曾告知杭州朱师辙（为清廷编《清史稿》的朱骏声的后裔）老先生家藏有曹雪芹《食谱》原稿。可惜当我获悉这一消息时，朱老和他的夫人已以九十余岁高龄双双谢世。他家的藏书经“文革”浩劫，散乱已甚。我几次托人查访，也查访不到此书的下落。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走向了两个极端

义江按：1987年9月，团结报社举行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座谈会，我与会听取了在京红学家们和剧组同志的讨论。会后，给了报社一份书面发言，在9月26日《团结报》上刊出，即此文。因为受报纸版面字数的限制，未能对《红》剧的得失成败作出全面的评价，只是就《红》剧与原著的关系问题，提了一点意见。因此，不能据此以为我对《红》剧的编、导、演、摄等方面的工作都没有肯定。这是要请读者和剧组的同志们谅解的。

把古曲名著改编成其他的文艺形式，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保持原著的精神。《红》剧在编、导、演各方面留下的遗憾确实不少，但我以为都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实践有很大关系。

编剧者最初的意图，我深信是竭尽最大努力去体现曹雪芹原著的精神。但结果却走向两个相反的极端。对前八十回曹氏原著部分，持消极保守态度，尽量原封不动，只删不改（秦可卿情节例外，但也有昭明作者原意的动机），而对后四十回续作部分，则弃置不顾，另外广泛地去收罗红学界的所谓“探佚成果”，重新编写结局的故事情节，以求恢复原著本意。实践证明，这两者不同程度上都有悖于编剧者的初衷，不能很好地保持曹雪芹原著的精神。

改编，为的是使原作内容适合另一种表现形式（如舞台、银幕等等）。形式变了，要想内容保持原样不变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怎么变。越剧《红楼梦》把原作的众多人物和广阔画面简化成基本上是宝、黛、钗三角恋爱婚姻故事，这是否不足取呢？不，因为只有如此简化了、集中了，才能使越剧这一舞台形式的表现特点充分地得到发挥。倘若要改编成芭蕾舞，那么，人物情节就非得更简化不可。有所失，才能有所得。影视艺术有很多有利条件，但不是万能的，它有自己的表现特点和局限，不能替代语言艺术——小说。《红》剧的编者想走一条现成的路，把小说尽量照原样搬上荧屏，以至那些今天习惯上已不如此说的人物对话，也原封不动地保留。这实在是两败俱伤。同样一句对话，写在小说中是很精彩的，一到演员口中说出来，便显得别扭、难懂、不协调了。由于没有发挥电视艺术的特长，连续剧很像是活动的有声连环画。

对小说结局的改编，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首先，曹氏佚稿的情节究竟如何，红学界远远没有弄清。探佚的文章是不少，但有的走得很远，有的自相矛盾，多数还只是带有很大主观成分的猜想。要把这些所谓“成果”，串成完整的合理的情节，还差得远哩，又如何能体现原作的精神？有的情节，明知非佚稿所有，也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却拿来填补空白，这就不够严肃了。如史湘云沦为烟花女，乘船在桥下经过，闻得桥上悲苦之声颇熟悉，又见灯笼系贾府旧物，遂邂逅宝玉一段，本是我最初从姜亮夫先生处听来的，姜先生说他早年读到过一种《红楼梦》续书有此情节，我请他女儿昆武笔录所述，发表出来。尽管这一续书现在已见不到了，但它确系后人所续无疑，是不应采用的。因为湘云会去当妓女，是很难想象的。小说中除有“白首双星（老来成了牛郎织女）”之语外，也并没有她会入烟花窑之类的伏线和暗示。总之，基本情节不可信。再则，退一步说，即使现在已弄清了佚稿情节的大致轮廓，但要创造活生生的形象，仍是另一码事，何况我们已不熟悉二百年前《红楼梦》中所写的那种生活和社会环境了。试想，如果我们看了介绍《战争与和平》一书的情节梗概，难道就能据此写成一部同样的小说？就是写出来，也必定是另一部与托尔斯泰毫不相干的书。要说现在的《红》剧的结局，是曹雪芹的原意，其谁信之。

《红楼梦》中的方子能不能吃？

有人问：《红楼梦》中的方子能不能吃？如果我回答，灵得很，某某的病一吃就好了，这也许会给人以一种满足感，曹雪芹真了不起，原来还是一位高明的儒医！可是要我据实回答，我只能说曹雪芹写的前八十回中的方子多数不能吃，而后人续补的后四十回中的方子倒能吃。

曹雪芹是精通医理的。但他只以其博学来写小说而非写医药手册，只考虑刻画人物、描写情节的需要，并不为给人作治病参考的，所以不能呆看，随便搬用。何况他谈笑风生，极富幽默感。这一点恰恰是后四十回续书所不能的。

我说不能吃，因为有的方子根本治不了病，比如用“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的“疗妒汤”，疗效如何郎中自己就已说了：“一剂不效，吃十剂；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吃到明年。横竖这三味药都是润肺开胃、不伤人的，甜丝丝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过一百岁，人横竖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有的方子几乎办不到，如所谓能解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的“冷香丸”（其实“热毒”“冷香”都在说人的品格），要用白牡丹、白荷花、白芙蓉、白梅等四季花蕊，加雨水日的雨、白露日的露、霜降日的霜、小雪日的雪拌和，分量皆是十二。说十二两当然可以，说十二钱而不说一两二钱，说十二分而不说一钱二分，都是为凑十二之数，以应十二月或十二钗。玄而又玄，神秘莫测。有的方子的组成无可挑剔，效果却让人猜不透，如太医为秦可卿开的药方，众人都佩服得很，而患者却令人“疑心”地死了。胡庸医给外感风寒的晴雯处方，书中未详列，只写宝玉看时，上面有紫苏、桔梗、防风、荆芥等药，后面又有枳实、麻黄，便说：“该死，该死！他拿着女孩儿们也像我们一样治如何使得！凭她有什么内滞，这枳实、麻黄如何禁得起！”直至王太医将麻黄、枳实换了当归、陈皮、白芍等药又减了分量才罢。所言全是内行话。还有贾瑞因妄动风月之情得病，书中说他“诸如肉桂、附子、鳖甲、麦冬、玉竹等药，吃了有几十斤下去，也不见个动静”，就像老中医讲笑话，说得何等风趣！诸如此类，都只诙谐谈笑，从不炫耀自己的医药知识，却又字字句句不悖医理。这才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家。

续书的作者不懂得这一点，每写一张方子，必一本正经地去抄医书。所以只要你症状与书中所写相同，倒是不妨去照着服用的。可话得说回来，我国历来名家医案又何止数百，尽可供医者、患者参阅，又何必到小说中寻找方子来吃呢。